日前偶读《收获》，林贤治先生《鲁迅三论》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触动了我的神经，云“鲁迅最大的幸运，是因为他过早地承担了不幸。在少年的时候，由于祖父的下狱和父亲的病故，他沦为‘乞食者’，为世人所遗弃”。——这句话当然没有什么毛病，但读来却使人嗅到一股发沉的怪味，即把“最大的幸运”和“生活的不幸”划了等号。这个等号似乎并不是林先生的发明，因为在中国文学史里几千年来这个等号一直隐隐约约的。
有人说太史公之所以能成泱泱巨著《史记》，其幸运在于遭遇了皇帝刘彻施于其身的宫刑，还有人说杜甫之所以能吟出万古不衰的光辉诗篇，应该感谢家道的一败涂地，否则有衣穿有饭吃的杜甫不过一庸材耳……这些和林先生关于“鲁迅的最大幸运”如出一辙的说法不管先前的文学史家如何看待，我想来却总觉齿冷唇寒。如此这般，谬论辐射，是不是有点太不人道了？你不是在向鲁迅学习吗？好，把祖父投入牢笼，让父亲也得个什么病死掉；你不是甚为饮佩司马迁的巨大成就吗，罢，把自己原本健康的器官事先割掉，说不定能创造出两个司马迁的业绩！至高境界，须先从摧毁精神摧毁肉体始……诸君仔细想想，头皮不发麻者，超人也。
从林先生等人的说法引伸一下，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结论：若非家庭之小康云散烟消，便没有鲁迅；太史公不被阉割，便没有《史记》；杜甫要丰衣足食，便没光照万年的诗篇。再往下走，陀斯妥耶夫斯基要不是一度沦为死囚，便没有《罪与罚》……所以没了祖父死了父亲比有好，割去器官比罗里罗嗦长着要好，当一次死囚当然更好。某日和老师谈起此话题，他说：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让这些大放厥词者也尝尝如上之滋味，恐怕朝其屁股打板子他也会紧咬牙关不置一词。
事实上，由于经历了常人没有过的磨难，司马迁杜甫鲁迅们的创作是多了光辉和内涵，但不能说先前的不幸是他们的幸运。这样的幸运有谁愿意伸双手揽之入怀？从人道上讲（只要是人当然要讲人道），我们宁可不要《史记》，也不能盼望鲁迅的前辈不得好过；宁可没有《罪与罚》，也不能让太史公遭此酷刑；宁可二十世纪失去惟一的大师，也不能让一个作家去如此残酷地领略一次死亡。更何况，这些大师的伟大业绩和他们经历的苦难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！因为文学是苦难学，文学史也不是专门用来记录苦难的。
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前辈们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：穷文富武。说要为文首先得穷了，不穷者能为文岂非咄咄怪事。前辈的前辈们也同样告诉了他们这样的道理，如此代代相传，谬论流传便没了尽头。因为很可能，妙论会经过我们的手传给我们的后辈。文和穷的关系便永远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可这种解释事实上并不见得站如松坐如钟，托翁有《战争与和平》等湟湟巨著，和贫穷似乎扯不上边；太白有“斗酒诗百篇”，足见其没穷到连酒也喝不起的份儿；鲁迅先生终其一生，也没听说买不起纸硕笔墨……所以，“最大幸运”和“最大不幸”给强制性地画上等号，还要大张旗鼓加以宣扬，以便深入人心，我们不敢说此举用心险恶，但确乎有无意害人的嫌疑。若如此，如此，国家和民族还追求什么富强，不如就此罢手，安享贫穷，以图大大业绩乘东风而来。
我们不否认苦难锻造了太史公杜甫鲁迅等大师的人生信念，使其愈发坚强。但人既然是人，没听说过谁一生下来就追求苦难。就不能让类似这个等号的谬种流传下去，否则民族文化的指向，便将永远偏下去。
（山西太原市三晋都市报 李广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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